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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现在银行的钱是一块一块的挣、日常工作要一毛一毛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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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2024年度业绩报告，在经历了2023年营收、净利润双降的低谷之后，2024年，

在3月28日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提及大环境时说，商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在边际上有所改善，但总体上还将面临“低利率、低息差、高风险”的现实情况。

“兴业要继续过好紧日子，继续严控一般性、日常性开支，稳住成本收入比。现在商业银行的钱是一块一块地挣，日常管理工作中也要一毛一毛地省。”他说。

兴业银行副董事长、行长陈信健在详解去年经营业绩时说，2024年，兴业银行提出价值银行的打造，包括盈利能力强、客户合作深、风险成本低、业务结构均衡、经营特色鲜明等。

其中，在业务结构方面，陈信健认为，对于兴业银行而言，金融市场业务是长板、企金业务是底板、零售业务是短板。所以，未来兴业银行要“锻长板、固底板、补短板”。

兴业银行一直有三张业务“名片”的提法，即绿色银行、财富银行和投资银行，而近年来，随着全行业对科技的大规模投入，兴业银行提出，未来要将科技金融打造为“第四张名片”。

“我们做了测算，存量零售客户的利润贡献是新客户的16倍，获取一个新客户的成本是经营一个存量客户的5倍。我们大家常常在讲，与其在低效拓客上耗费大量资源，不如深耕存量客户获取增量的收益。”陈信健说。

“过去大家是高举高打，高收益、高风险。去年LPR持续下调，按揭贷款的利率又进行了重新定价。虽说负债的付息率也在下降，但资产收益率下降和负债付息率的下降是非常不对称的，所以大家也在纠结，是继续过去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组合还是要走低风险、稳收益的组合？”陈信健说。

陈信健表示，兴业银行已下定决心，与其纠结投放高风险资产获取利差收益，不如下决心降低负债的付息率，来更好地投放低风险、稳收益资产。

“现在银行资本补充的外援渠道受限，内生增长动力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限制，息差收窄，为此，必须要在表外业务拓展，寻找更大的空间。”陈信健说，兴业银行要继续保持大投行、大资管、大财富的优势，并且要继续深挖，尤其是在投行、债券承销、零售、财富管理、托管、FICC等方面，业务的潜力还非常巨大。

陈信健认为，低利差时代的经营理念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一单大的风险业务，通过高收益的资产很快就覆盖了，而现在的容错率、容错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为了短期营收去下沉风险，往往会造成资产质量的恶化，耗费更多的风险资本。

“实际上，这些年兴业银行一直在提一个观点：宁可让利，不让风险，即宁可降低资产收益率，风险方面一定要把控好。”他说。

净息差是当下银行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兴业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林舒说，2024年，整个银行业的净息差现在是1.52%，比2023年下降17个BP，比2020年下降58个BP。

净息差的快速下滑也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极大挑战。对此，林舒介绍，今年，兴业银行要做好几件事。包括在企金业务上要做好自管工程，重点是提高企金的动户率，让客户多用兴业的产品，把闭环的资金链构建起来。“去年企金闭环结算金额23万亿，比前年提高了16%，这是硬指标。”他说。

在零售业务上，兴业银行的策略是通过代发、收单、快捷支付、财富等品种作为突破口，通过平台经济的合力实现整体资金的沉淀。“2024年，我们零售结算存款当中有40%是通过代发收单这些客群带来的，这个比例在2025年也会持续关注。”他说。

在金融市场业务上，今年兴业银行要对金融市场负债的规模和久期的布局把握好节奏。

“展望2025年，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测算，存款的付息率大概还有20BP下降的空间，同时因为资产端也在迅速下降，所以我们自己认为，按照兴业的资产结构，今年净息差还有10BP的下降。”林舒说。

在资产质量方面，兴业银行首席风险官赖富荣说，今年整个银行业风险管控面临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居民的偿还债务的能力恢复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为银行业开辟了一些新的盈利增长点、业务增长点，包括五篇大文章、三大工程、企业出海等。

“去年，我们通过对各种产品、各项业务进行多方盘查，对有潜在风险的信贷资产情况做了详细掌握，包括分布在哪些分行、哪些区域、哪些行业、具体到哪些产品等做到心中有数。整体来说，我们对存量风险还是有把握的，对增量风险也有信心、有能力把它管控好。预计今年新发生的不良资产规模比上年还会会降低，减值计提的规模也会继续回落。”赖富荣说。

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表示，早在2021年，银行就开始规划数字化转型，去年进入收获期。去年年中，兴业银行已经和DeepSeek开展深度交流和测试。春节期间已经部署了DeepSeek的第三版（v3），兴业智慧银行的建设正在加速展开。

未来，银行要向数智化转向智能化。重点是由数智驱动到认知驱动，兴业银行此次提出“6K认知模型”——对市场的认知（KYM），对客户的认知（KYC），对产品的认知（KYP），对运营的认知（KYO），对风险的认知（KYR），以及对研发的认知（KYD）。

唐家才也提及，目前正将通用模型训练成兴业银行的专家模型，能够更好地辅助银行响应市场需求。银行已经将AI运用到所有的领域，包括数字运营、财富管理、私行服务、资金交易、投研、风控、智能风控，包括研发、绩效、办公协同等等。

以资金交易领域为例，目前兴业银行的AI交易员在现券和质押式回购交易上，每个月交易金额已经上千亿元。

唐家才表示，未来将更快速、全面拥抱AI。目前兴业银行正在全方面开展“+”的方案，打造智能体商店，让员工能随时可以获得AI助手的服务，提升员工的工作质效。在目前的代码和测试部署上，日均模型调用量达到了超过20万次，在尽调、反洗钱、信审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生成的效率提升了超过5倍。

“飞石”砸车归哪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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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上，零星石子从行驶中的货车上散落，击中了后车挡风玻璃。事故处理过程中，因案件管辖权存在争议，受害方李某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日前，经山东省济宁市检察机关深入调查，查实事故发生地后，依法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促使法院对该案登记立案，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一定效果保障。

2024年1月的一天，李某驾车行驶在从山东省济宁市前往菏泽市的高速公路上。当车开到一辆货车后方时，他听到自己车子的正前方突然发出“啪”的一声，紧接着是玻璃裂纹扩散的“嗞嗞”声。他这才发现，从前方货车上散落的“飞石”，不偏不倚地砸中了他车子的前挡风玻璃。

事故发生后，李某第一时间摇下车窗向前车鸣笛，示意其停车。之后，两车停靠在了路边的应急车道上。

李某和货车驾驶员张某下车查看了车辆受损情况。双方就事故责任及赔偿数额进行了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为有效解决此事，张某分别联系了高速交警和菏泽市某保险公司（下称“保险公司”）处理。交警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全责，李某无责任。双方在认定书上签字认可。保险公司也对该事故进行了登记备案。

几天后，李某将车辆维修单据交给张某，由他报至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而保险公司却认为李某的车辆维修费用过高，不认可赔付金额，建议他通过诉讼解决。

2024年2月，李某就这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至济宁市某县法院，并提交了起诉材料。然而，李某等来等去，等到的不是立案通知，而是来自法院的回复：因事故发生地不定，该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建议向被告住所地菏泽市某县法院起诉。

无奈之下，李某又转向菏泽市某县法院咨询，该院工作人员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故发生地是济宁市某县为由，建议其向事故发生地法院起诉。

接连去了两地法院，均没能成功立案，这令李某非常不解：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事实和责任明晰，一般的情况下提交完所需资料，保险公司核定完毕，经过诉讼确认后便能顺利理赔。可他遇到的这个小纠纷，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无处管辖的大难题。

因张某住所地和保险公司驻地均为菏泽市，为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处理，李某更倾向于在济宁市某县异地审理该案。于是，2024年10月，他向济宁市某县检察院申请了审判活动违法监督。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由包含事故发生地、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即原告在起诉时享有法定选择权，该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可被随意剥夺。济宁市某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重点围绕案件焦点——管辖权问题展开调查核实。

经初步审查书面材料，检察官发现，在案证据之间有明显的矛盾：交管部门出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事故发生地为某高速公路济宁市某县段303公里处，而承保货车保险的保险公司系统内报案信息记载的车辆出险地为菏泽市某县。二者对事故发生地的记录并不一致。

究竟是什么问题造成交管部门与保险公司对事故发生地认定不一？承办检察官分别前往高速交警大队和保险公司了解情况。

在交警大队，检察官通过查询交警事故处理系统，调取到出警人员现场拍摄的两车停靠在高速应急车道上时的车体轮廓及车牌信息等照片4张，但无法依据这一些照片判断出两车停靠的具置；查询出警时同步上传的GPS定位信息发现，当时因定位系统偏移，有关信息所显示的事故发生地位于济宁市某县某村，该地到某高速公路的最近距离约1公里。

与此同时，承办检察官找到当时的出警人员询问详情。出警人员向检察官陈述了当时的出警经过，并出具了书面补充说明，称事故发生地位于某高速公路菏泽方向303公里处的一块指示牌附近，大概位置在某村正南方，地图显示该处属于济宁市某县。该地址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的一致。

紧接着，承办检察官又前往保险公司了解情况。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事故发生后，因公司驻地距事故发生地较远，工作人员未前往事故现场勘查，公司系统内报案信息中记载的出险地是由货车驾驶员张某自行提供的。

因保险公司系统记载的出险记录系事故当事人张某一方自行陈述，保险公司未派员进行现场勘查，证据形式仅为传来证据，且保险公司与张某均为被告，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而交管部门出示的事故认定书及书面补充说明系特定行政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出具的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将其作为确定管辖权的证据具有更优效力。据此，承办检察官初步判断，事故发生地为济宁市某县的可能性较大。

从地图上看，事故有几率发生路段横穿两市三县区，区域接连交错，稍有偏移便会导致管辖地变更。为精确认定事故发生地，承办检察官在掌握了上面讲述的情况的基础上，决定亲自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

承办检察官首先来到了某高速公路菏泽方向303公里处指示牌下方的高架桥墩处，通过走访周边村的村干部、村民，查明该位置所属高速公路系占用济宁市某县某村集体土地建设而成，GPS定位偏移地即为该村。

随即，承办检察官驾车来到某高速公路菏泽方向303公里处指示牌附近的应急车道开展调查，因案涉事故发生在2024年2月，距调查时间已过去8个多月，原生现场痕迹难以取得。

由指示牌处向西行驶约6公里，检察官发现了标有“济宁界”的标识牌，也就是说，只要能确定事故发生地位于该标识牌以东，便能认定事故发生在济宁市某县而非菏泽。

承办检察官遂向申请人李某询问事故发生时的细节。据李某回忆，双方发生意外事故后，其鸣笛示意货车停车，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示意截停等操作，当时车辆时速约为120km/时。案涉两车停驶于应急车道后即报警，因此车辆停驶处应为事故第二现场。

当时，车辆系自东向西行驶，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即使按照最高120km/时的速度推算，事故第一现场也应该是在双方停靠地向东约2公里处，由此可彻底排除事故发生在菏泽辖区的可能。

为验证推算的准确性，检察官驱车从案涉高速公路303km指示牌处反向进行了道路模拟测试，以120km/时的时速，自菏泽向济宁方向行驶1分钟后，车辆GPS定位结果印证事故第一现场的确位于济宁市某县。因此，当地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应依法受理李某的起诉。

2024年10月10日，济宁市某县检察院向该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敦促该院严格规范立案登记审查程序，尽快对该案立案审理，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益。同日，法院受理了该案。

2024年12月4日，法院经简易程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久，保险公司将赔偿款交付李某。至此，这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画上了句号。

承办检察官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司法实践中，因高速公路往往横跨多个地区，在高速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如遇交警出警执法不规范，加之案涉双方缺乏固定证据的意识，有时会出现难以认定事故发生地的情况，进而引发维权难问题。在办案过程中，经与法院工作人员沟通交流得知，本案所涉问题并不唯一，遂就该类型案件中如何进一步做好当事人诉讼引导工作及释法说理工作向承办法官进行了口头建议，相关建议得到承办法官的认可。法官梳理出存在类似情形的一起案件后，及时进行了立案审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强调指出，“民事检察工作要坚持把对诉讼活动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逐步提升监督办案质效”。对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监督，关键是找准统领法律事实的实质法律关系，进行实质性判断，解决实质性问题。

自2015年5月1日施行立案登记制以来，法院对诉讼要件不应再进行实质审查，而是仅对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对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及时立案，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好当事人的诉权。本案的出现，系法院工作人员混淆了管辖权异议与立案登记要件的概念，侵害了当事人合法权利。

对于此类问题，检察机关不仅要注重对法院立案程序合法性重点审查，更应注意对关乎管辖权的全案证据材料深入调查。要找准监督切入点，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最大限度还原事实真相。

此外，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应保持中立、审慎的态度，在证据间存在矛盾或瑕疵时，不宜径行认定行政机关所出具的证据材料的绝对真实性，要在充分查清有关事实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经验法则，全面科学分析、演绎推理得出高度盖然的结论，敦促法院及时纠正违法情形，保障当事人依法自由行使起诉权，有效解决维权难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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